美国“盛世用重典”

　　在美国期间最令我感到震撼的一件事情是，每天入夜的下班高峰期我都会遭遇堵车，但半个月的时间居然没有看到一辆车开远光灯！从根本上而言，这种长期养成的高素质在最初阶段一定是美国部门执法严格的后果。

　　个人认为目前中国交通素质最好的地区是新疆，但是必须说明，这种接近欧洲的驾驶素质是严格执法下的后果。我就见过在限速80km／h的新疆公路上因为超速0.9km／h被拦下来罚款的车主。再例如，中国不准酒后驾车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写入法律，前几年严查一批，高晓松入狱之后，现在中国司机酒后驾车的几率已经很低了。由此见得，对于向来认为法不责众的中国司机而言，高压执法还是很有效的。

　　一位美国人曾经和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司机也会见缝插针，高速路上堵车时也会耍小聪明占用应急车道。有那么一次，高速路上发生严重车祸造成后方拥堵，高速巡警用电台叫来的救护车因为紧急车道被占用，无法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延误了抢救，造成伤者失血过多死亡。愤怒的死者女儿用手里的相机沿着紧急车道一口气拍掉好几个胶卷，将拍下的所有占用紧急车道的汽车车主告上法庭并胜诉。所有被拍到的车主被罚的赔偿金总额加起来是保险公司理赔金的100多倍。电视、报纸和广播对这件事进行发酵式报道，从那以后，美国司机就不敢在高速路上占用紧急车道了。

　　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揪出一两起这种典型事例进行深入发酵，让所有中国司机知道违法的后果－－个人觉得只要用对待酒驾的执法力度来惩治道路上的各项违法行为，并持续严打一段时间，对于提升中国司机整体素养绝对是有好处的。

　　美国加州规定，7年内只要有3次被查到酒驾，哪怕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当事人即被处以“二级谋杀罪”。量刑解释为司机明白酒后驾车可能会造成道路意外伤害事故，但经过教育后依然不悔改，即具备制造交通伤亡的主观意愿。

　　而在中国，针对酒驾者最重的量刑不过是罚款扣分，针对醉驾者最重的量刑不过是拘役数月，针对酒驾致人伤亡者最重的量刑不过是“过失杀人罪”。和美国法律相比，中国法律量刑实在太轻。

　　对于两次以上无证驾驶行为的处罚，美国某些州也采用“二级谋杀罪”的量刑解释－－首次查获当事人无证驾驶时，法官会在法庭上正式告诫当事人在不具备驾驶资质的前提下可能会对使用道路的其他人员造成人身伤害，如果再犯，即被视为具备制造交通伤亡的主观意愿，是以被判处“二级谋杀罪”。

　　而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无证驾驶行为相当普遍。如果中国提升无证驾驶行为的处罚量刑，同时降低驾考成本，那么对于中国道路交通而言不啻于福音。我在美国驾考只花了39美元－－其中有6美元是补考费，在上海学车驾考要1万元钱，中国驾考成本如此之高高的原因是中国地方交管部门和驾校之间存在灰色利益关系。如何斩断这层利益关联，考验地方当政者或者是中央监管部门的决心。

　　对于美国的肇事逃逸者，如果24小时以后当事人投案，或者是24小时以后被美国警方抓获，首先就是先进行尿检，以确定当事人是否吸毒。如果没有，警方会通过监控和证人证言等手段调查当事人驾车之前是否饮酒，以确定当事人是否酒后驾车肇事逃逸。而中国对于24小时之后投案的肇事逃逸者，往往就只能用肇事逃逸罪论处，这在我个人看来是极不科学的做法。

　　一名酒驾肇事逃逸者曾经向我如此讲述逃逸的理由：酒驾肇事之后先逃逸，等过个一天两天再去自首，此时血液中酒精含量归零，顶多负事故全责，却无法定性为酒驾肇事，如此一来就能逃脱酒驾处罚了。所以，对于中国的酒驾者而言，肇事后逃逸成为了一种降低自身损失的有效手段。

　　鉴于中国肇事逃逸量刑太轻，个人建议不妨基于“有罪推论”原则，将肇事逃逸者一律定义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我知道这样的说法有悖于“无罪推论”的司法原则，我知道这样的建议可能会招来争议，但是从根本上看，这样的办法在监控基础建设不完善，警力资源匮乏的中国，可以增加肇事逃逸的违法成本，可以更好地遏制肇事逃逸行为的发生。

　　其实美国某些州的交通法律中还有一条重刑，那就是对于一年中三次违章的驾驶人，将毫不犹豫地吊销驾驶执照，并且还要出庭受审。如果中国法律也照搬这条重刑，短期内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条重刑对于改善中国交通状况还是具备积极意义的。俗话说，乱世用重典，中国现在的交通状况就堪称“乱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交通状况远比中国好，却“盛世用重典”。

　　中国交通状况和美国相比之所以如此糟糕，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司机素质低下，而是在于中国驾考机制落后，监管漏洞太大，中国交通法规不平等，执法不严，量刑不力－－说到底，就是政府的责任。